(五)籠中之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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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年,殷海光離開臺灣大學之後,就一直待在自家中,一舉一動受到特務監視;殷海光家門口有個餛飩攤,據說就是特務擺在那兒方便監視殷海光的。除了巷口日夜都有便衣特務外,只要出門,必定會有特務尾隨跟蹤,就連寄出和收到的信件,都會被特務拆開查看,遺失或損壞那是家常便飯。

 

殷海光失去的不僅僅是隱私而已。

 

殷海光與知名的經濟與政治學家海耶克有過幾面之緣。海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暢銷巨作《到奴役之路》,書中闡述了社會主義是如何無可避免地走向專制極權。殷海光在1953到1954年之間,於《自由中國》上連載翻譯,這個譯本有趣之處在於,裡頭譯者的話比原著還多!不但每章前面都有一節「譯者的話」,長可數頁,內文也有一大堆附註,比如:「此處吃緊!」、「妙!」、「一語中的!」、「這是真知灼見」、「這是經驗之談」……等等,程度堪比乾隆皇在古畫上蓋的印章。

海耶克的思想大大影響了殷海光,因此在1965年海耶克第一次來台時,殷海光特地前往海耶克下榻的圓山飯店,和自己崇拜的學者見面,兩人相談甚歡。1967年,海耶克再度訪台,殷海光也受邀參加歡迎座談會;然而這時殷海光已被軟禁家中,不僅請柬遭到警備總司令部扣留,特務更專程去殷海光家轉告他不得參加座談會,一名特務甚至留守在巷口防止他偷偷參加。得知殷海光的處境,海耶克想私下和殷海光見上一面,最終也沒有見成。到這時,殷海光可真是連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也被剝奪了。

信件成了殷海光和外界通訊的唯一方法,然而如前所述,這些信件是會被查閱的,若是內容不合警備總司令部的意,還可能被扣留。為了要應付這些特務,殷海光自己也逐漸發展出一套能夠順利收發信件的方法,他在1968年寄給盧鴻材的信中就提到:

「第一,以後寄書刊給我時,寄就寄,切勿在信中提及書名與作者,甚至不必提寄來書刊的事,以免招致損失甚或莫測之事。」

「第二,每二個月寄一次或二個半月寄一次。意即間隔必須大一點。寄遞時以掛號為宜。

 

「第三,有時可寄給我的朋友。這一點請參看後文。你的姓名及地址宜多留作通信之用,少作寄資料之用。寄資料須盡可能商借朋友的姓名和地址。」

 

除此之外,殷海光還會將雙方都知道的人名以「XXX」代替,或是請對方多用不同的筆跡寫信,甚至是改變郵寄時的包裝或投遞的頻率。這樣的作法,讓殷海光有了與外界聯繫的機會,即便如此,有些資料還是不可避免地永遠消失了。